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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股票的条件 一张60年前的旧照片,引发了对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的话题

    笔者日前从广西返回广州之后,已抽空整理发出了《我与李展、王钧的插队地点不同、年龄差别不小,走近相识颇有趣》文章。本文继续从一张60年前的旧照片说起,聊到一个略显沉重的话题。这是一张全家照,是1962年王钧7岁大时,随父母在广西贵县(港)拍摄的。

    站在后排的是她的父亲王文章(1930—2013),内蒙古赤峰市人,17岁参军不久,便担任警卫连警卫长,随解放军四野部队一路南下,横扫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,为解放南疆贡献青春。建国后他转业到地方工作,在贵县安下身来。作为年轻的军队南下干部,他在政府部门、单位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,诸如大圩公社、冷冻厂、大米厂、皮革厂、建筑公司等。

    勇猛杀敌的革命青年军人王文章

    王钧的母亲黄少初,1937年出生在贵县三里街的一户小贩人家。长大在容县念书时,她认识了在干部培训学校学习的王文章,后两人结为连理,王钧就是1955年在容县出生的。她下面依次有一妹两弟,分别于1956、1958及1962年降生,所以王钧在幼童阶段,便亲历了“三年困难时期”。

    笔者与王钧,2022年4月于贵港

    尽管当时的干部家庭,较贵县街上大多以码头苦力维持生计的普通民众来说,日子会好过许多。但刚刚经历了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的全家照,4名孩子的衣衫依然难掩其尴尬不堪,父亲在皮革厂工作时穿上的皮鞋(那时候给小孩买的鞋通常会阔大一点,初穿时为了防止松动,在鞋头部位塞一团棉花,待小孩慢慢长大后,再将棉花移去,这样一双鞋可穿久一点)在小男孩的脚上已经张开了口子!但男女主人的脸庞上,依然挂着自信的笑容。显然,这张照片毫无故意的做作和夸张,属于当年历史的真实写照之一。

    不错,这就是一个干部家庭的全家照,你能感受到吗!

    关于共和国的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学者们进行过不少探讨和阐述,党史国史上也不乏记载。但现今切身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,正在逐渐减少。笔者1960年代初,开始随师学习中医针灸,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,保存至今的一些信件照片,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,作为对历史的补充衬托。

    60年前笔者在贵县工人医院学习中医的师徒合影

    其实,当年的生活艰苦,吃不饱饭并不假,由于我们生活在南方,挨冻受寒的感觉倒没有印象。笔者每日上午在医院随老中医侍诊,经常不进食早餐,一直空腹到中午,将忍饥挨饿变成了习惯。在市面的饮食店,米面食品奇缺,人们花几分钱可喝上一碗“小球藻”(当时宣称营养很好),或品尝几块“南瓜饼”。

    笔者60年前随师在工人医院学习的旧址大门,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还清晰可见

    不少街道集体,大跃进时还办过公共食堂,宣称吃饭不要钱,已经进入“共产主义时期”。饭是用瓦盅放一小撮米、加水后放入砖砌的蒸炉中蒸熟的。由于饭量少,油水菜肴也欠缺,一盅饭用筷子划一“十”字,分成4小块,放进嘴里瞬间就吃完了,达不到饱腹的感觉。于是后来又“发明”了“双蒸饭”,即是每盅饭蒸熟第一轮后,加水再蒸第二遍,这样所得的饭量便会可观不少,连肚子也被拿来欺骗了……。

    大跃进时期的公共食堂(网络图片)

    贵县城郊外有一个国营西江农场,种植有包括木薯在内的不少农作物。由于饥饿,不少街民步行五六公里,到西江农场去捡木薯,即农场机器加人工收获后遗漏的木薯,笔者也曾参与其中。当年的木薯必须经过水煮浸泡数天,才能食用。但群众不大注意,因此在医院木薯中毒的病例突然增多。此外,笔者在医院学习时,求诊的水肿病人,除心肾疾病等原因外,有不少属于营养不良引起。诊断确立后,可有机会额外配给定量的红糖等营养物品,甚至米糠也派上用场。

    1960年高级脑力劳动者的优待供应证,全户人数较多,配给有肉类及食糖,一般家庭是没有特供的

    但在那个时期,国人的精神支柱并没有倒下,面对美苏超级大国的压制及自然灾害,团结互助、刚强不屈、誓克服困难,不善罢甘休的秉性气质,反而使人显得能量满满。笔者刚步入成年,同样没有因为困难,停止了对中医科学的追求,反而格外刻苦用功。我毕生的知识基础,就是在那当年开始筑牢的。

    笔者当年发表论文后,获得“赠阅”的《广东中医》杂志

    笔者的论文后来收编入《中国针灸荟萃·第二分册》一书中

    1961年7月,我未满17岁便完成了约4000字的首篇学术论文《从的错误谈到和》,投稿寄往广东省中医研究所主办的《广东中医》杂志。由于延误至1962年第5期才发表(该论文后来收编入《中国针灸荟萃·第二分册》一书中),于是广东中医研究所来信与我沟通,这封保存至今的60多年前的信函,堪称“文物”。信封的尺寸大小及用料材质,映衬出当年纸张等办公用品的奇缺,从而千方百计地节省开支。

    广东省中医研究所用的信封明显偏小

    由于笔者论文中的内容,涉及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《针灸学讲义》一书,从而在文章发表的同时,笔者发函与出版社联系,冀能改正。该出版社回信时使用的信封,就更加奇特:是用旧报纸裁剪粘贴、正面再贴一张小白纸制成的!分别在正、反面旧报纸上盖的邮戳,还清晰可辨。可以说,这是当年节约开支的真实标本和教材,当今习惯过宽裕日子的人,几乎难以想象。

  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年使用的信封

    信封背面盖的邮戳,有广西、贵县等字样

    限于篇幅,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的话题,笔者暂时说到此。当然,我们这辈人同样见证: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,领导全国人民艰苦拼搏,克服一度又一度的难关;改革开放之后股票的条件,中华民族进入了伟大的复兴之路,国家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!但从居安思危的角度来说,对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的追忆及反思,依然是有现实意义的。对此,友友们有亲历或听说过的吗,可在评论区留言哦。谢谢阅读!敬请继续关注“尔安说史”。

    王钧木薯王文章贵县笔者发布于:天津市声明: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,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,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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